林学大师郑万钧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

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名林学家、树木分类学家、林业教育学家郑万钧先生一生心系国家，怀揣对林业事业的执着追求，融己身于国家命运之中，选择了科教兴林的报国之路。他和胡先骕先生联合发表命名水杉新种，并推动中国林业科学走向世界，成就了中国水杉外交的一篇篇佳话。

1904年6月24日，郑万钧出生于江苏徐州，1939年赴法国图卢兹大学森林研究所深造，获森林地理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任云南大学、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森林系主任，南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副院长、院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后，调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历任中国林学会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他在树木学方面造诣极深，发表树木新属4个、新种100多个，其中不少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树种。1948年，他和胡先骕联名定名的水杉新种，被认为是世界植物学界重大发现之一，轰动了当时的植物学界。晚年的他牵头主编《中国植物志（第七卷）》《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和《中国树木志》，为新中国的林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不忘初心 科教兴林

明确定位、笃定方向，是科学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郑万钧终其一生坚守林业、坚守教育、坚守科研，既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又能做到“风物长宜放眼量”，最终成为业界“一代宗师”，一生受人崇敬。

郑万钧于192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江苏一农）林科专业。江苏一农当时被誉为全国农校的模范，名师荟萃，培养了众多人才。郑万钧在求学期间，对野外树木标本的采集、制作非常感兴趣。加之他从小养成的做事认真、要做就一定做好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特别是植物学成绩优异，深得陈焕镛、钱崇澍等教授的器重，专业能力迅速得到提升。

1924年，郑万钧因表现优异被破格提拔为国立东南大学生物学系树木学助教。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名师云集，系主任是秉志，植物学教授有胡先骕、陈焕镛、张景钺等。1929年，郑万钧进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在钱崇澍教授的精心指导下进行树木分类的研究，并确定了以裸子植物为主要研究方向。

郑万钧晚年回忆时说：“我从1923年考入江苏省第一农校林科专业到1939年去法国图卢兹大学留学，其间，我先后得到了陈焕镛、秉志、钱崇澍、陈嵘、胡先骕等著名学者的培养和指导，跟随他们学习树木分类理论知识与野外调查考察等实践活动。他们的博学深知给了我刻苦学习、专研树木分类的强大动力；他们诲人不倦、言传身教的教学精神，成为我从事教书育人的楷模；他们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学风在我的学术和科学研究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身处旧时代，以学好业务报效祖国的爱国思想，牢记在我心中，激励我为祖国的林业事业贡献毕生。”

为了感谢师恩，郑万钧将自己研究发现的新种分别命名为秉志圆柏、钱氏钓樟、钱氏水青冈、钱氏柳、钱氏白豆杉、陈氏旌节花、胡氏桢楠等，以此来纪念恩师对自己的培养，书写了一段段师者传承的佳话。

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郑万钧一贯重视野外调查研究，从1923—1978年的55年时间里，他“三入川康、五登天目、三上黄山”，足迹遍及全国主要林区，大渡河、雅砻江、青衣江、岷江等地，甚至连汶川、茂县等相对偏远之地都留下了他考察调研的脚印。通过野外调查，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既是他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也是他学术思想的基础，为他日后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水杉的发现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大事，为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被公认为是我国乃至世界20世纪植物界的重大发现。回顾水杉的科学发现及走向世界的过程，我们不仅看到了郑万钧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为求真理的前赴后继，更看到了中国科学家们团结协作的协同创新精神。

早在1943年，原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国林科院前身）技正王战，在科考途中，得知四川万县磨刀溪（今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集镇）有一株“怪树”，便前往调查采集标本，将标本标号为“王战118号”，并初步认定为水松。

1945年，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吴中伦到中央林业实验所鉴定标本。王战取出“118号”和两个球果与吴中伦讨论，两人难以定夺。于是，王请吴转交给同在中央大学的郑万钧鉴定，郑万钧当即断定绝非水松，应为新属。

为慎重起见，1946年，郑万钧3次派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薛纪如前往磨刀溪采集完整标本。由于当时中央大学文献资料有限，郑万钧用拉丁文对其做了详尽描述，之后连同标本一道寄给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托其帮忙查阅文献。

1947年，胡先骕从文献中查得，该植物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在日本第三纪地层中发现的水杉化石种一致，遂与郑联名将其定名为水杉属和水杉新种，并于1948年发表论文。

水杉发现的科学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活化石”，是中国珍稀孑遗树种。在我国未向世界公布发现活水杉之前，近200万年来，许多古生物学者都认为水杉早已在地球灭绝，要想了解古老而稀有的水杉，只能到化石中寻找它们沉睡的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林业部将水杉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1973年，在水杉原生古树分布较为集中的原利川县设立利川水杉母树管理站，专门从事境内5746棵古水杉的保护和无性系繁殖研究。1978年，水杉繁育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如今，我国北起辽宁、北京，南至两广、云贵高原，东起东海、台湾，西至四川盆地，均栽培成功，并成功引种至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水杉还成了和平、友谊的象征。1972年，周恩来出访朝鲜，送给金日成水杉种子2公斤，水杉在朝鲜平壤生根。1978年，邓小平访问尼泊尔，赠送水杉苗2株，栽培在尼泊尔皇家植物园。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把他心爱的游艇命名为“水杉号”。

穷理致知 立德树人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郑万钧倾其一生奉献林业事业，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俯身挑重任，昂首敢为先，形成了艰苦奋斗、知行合一的治学作风；在立德树人的进程中，不慕虚荣、不计名利，树立了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育人品格。他的精神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林草青年科技工作者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积极投身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主战场。

郑万钧谆谆告诫青年同志：读书和做研究工作，一要有事业心，热爱专业；二要专心学习，不甘落后，知难而进；三要虚心向导师学习；四要有坚实的林学基础理论，要注重实践，要掌握好外文。

郑万钧的研究工作始终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放在首位，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是郑万钧林学思想的核心之一。他强调，科学研究要紧跟国家需求。1951年，应国家急需解决橡胶问题，他毅然接受任务，带领学生到广西南部开展宜林地调查长达8个月，为我国发展橡胶栽培事业作出了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粮食缺乏是一个很大难题。他和其他同志提出在林业经营中挖掘增产粮食和油料的潜力，强调林业科学工作者必须千方百计为增产粮食服务。晚年的他对林业现代化问题始终萦怀于心，在很多会议上宣传阐述林业现代化和林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内涵，以及发展措施等。这对林业工作在扩大视野、制定发展战略、选择战略目标和重大措施上的意义十分重大。

郑万钧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学生要到林区和山区调查，到现场进行学习，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强调实验室、标本室和树木园的建设是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条件；强调教育要与科研相结合，他在担任原南京林学院院长期间受命组建了南京林业研究所（后发展为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并再三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生产部门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科技创新，贵在接力。郑万钧在培养林业建设人才上，甘愿成为奋进征途上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对本科生注重采用通识教学的方法，对研究生进行定向培养，对青年教师注重提高独立实践能力，还通过组织编写巨著培养专家型人才，拓宽编写人员的知识面。他对学生既严格又关怀，在学习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关怀和爱护、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品行上作出表率，正是这种治学精神，让他成为享誉世界的林学家、树木分类学家和林业教育家。（宋平 黄敏 张晋宁）